《光明日报》刊登我校张海教授文章：我的三位恩师-郑州大学

《光明日报》 2021年9月5日第11版

我的三位恩师

作者：张海

教师节将至，又忆起“三老”。“三老”者，盖费新我、王学仲、沙曼翁三位先生是也。他们三位既是我的书法老师，也是我的人生导师。

我与三位恩师的门墙之义，一向少为人知。原因是我对三位老师，并未举行过正规的拜师仪式。我是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，从三老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从艺的道理，也得到了三位先生的认可。三老一开始皆称我为“同志”，经过多年深入了解后，最后才把我当成他们真正的学生。

三位先生虽已仙逝多年，但随着时间推移岁月沉淀，我和三老这种至真至纯、无任何功利色彩的师徒关系，反而更显得弥足珍贵，令人难忘。

“二字之师”

1978年，我在安阳市群众艺术馆工作，拟编辑一本《现代书法选》，书名想请费新我先生题写。当时并不认识先生，只知道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书，就托出版社转交。信寄出后也不敢抱太大希望，但出人意料，不久我就收到费老的回信和题签，他甚至在信中说：“如不满意可重写。”

书法大家如此谦逊和平易近人，使我十分感动，禁不住萌生邀请他来安阳讲学、办展的念头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我给费老又写了一封信，没想到费老欣然允诺，应邀成行。当时费老已76岁高龄，年纪整整长我一倍。在安阳的20天时间里，费老一边讲学，传授书法之道；一边创作，筹办来洹书展，每天夜以继日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我看他讲课之余又兼创作，实在过于劳累，就陪在他身边，帮他抻纸盖印，稍稍为他减些负担。然而，刚盖了两幅作品，费老看了便很不满意，一边做示范一边叮嘱说：“印章是作品重要部分，一要讲究位置，二要讲究质量。印章只有盖好了，才能和作品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。”

费老又详细讲解了钤印的方法和注意事项，然后看着我盖了几幅作品，这才放心了。

这些年来，我在创作中虽然并未达到费老那样一丝不苟的程度，但费老那种认真推敲、精益求精的精神却一直指导着我。

1980年，我从安阳调河南书协工作后，每逢书法界重大活动，都请费老参加，费老也总是不辞辛劳，先后8次莅临河南。但感情归感情，费老对我的期待和严格要求始终如一。河南与日本书法界合作举办“王铎书法展”后，费老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“王铎彩印本出后，河南人必群趋之，你吸收他之后，应再临南北朝以融化之，不要都是一辙也。”

这里体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老书家的敏感，是费老对我以及河南书法界的警示。在费老的提醒下，河南书家坚持百花齐放，不往一条道上挤，在后来几届全国书展中入选获奖都名列前茅。

1986年，河南中青年“墨海弄潮展”在京举办，随后又应邀到新疆及杭州、苏州多地巡展，国内一时反响热烈。此展的15名作者中，当时45岁的我年龄最大，其他皆四十上下。展览赢得一片赞誉之声，但也有不同声音。在苏州展出时，费老来信说：“出我意外，对为首二人有微词，略谓张在做活秀，王在做老辣。我就说不无有些道理，我又自言自语说：张病我亦有之，岂你受我影响。这我又不能不反映，送你‘质朴’二字，我自己亦惕勉，送王澄‘自然’二字，即减少些紧张而已。大家都是夙好，总不怪我代人求疵也。”

信发出后，恐我接受不了，遂再次写信：“上次微言，倒不是涉及你的风格与发挥，只是运笔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派了用场。照我说，你只要慢一些、到一些就可以了，王只要轻松自然一些也。附带讲述吴地流传一故事：王石谷初露锋芒时，一鉴赏家背地说，他还欠一些些。旁人问这人，何不提出造化他？其人说，一是恐他气盛不纳，二是一个‘毛’字也不值得提。后终到了石谷耳边，大喜，自知还欠苍茫之气，可解决了。至大感，提出一字之厚爱云。……或要说，假若‘毛’字无人提，或提了王不接纳，走势又将不如此了。”

费老两次来信，皆循循善诱，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。即使时间过去数十年，我仍不忘以此温恭自省，时常给学生讲起费老于我的“质朴”之教，“二字之师”遂成一时佳话。

1985年我倡议河南书协成立基金会，费老赞为创举，随即寄来500元和2件书法作品表示支持，当时500元相当于我近半年工资。因费老鼎力支持，基金会很快有了数十万元规模。费老对河南书协的工作大力支持，真诚帮助，对我个人亦像父辈一样关心备至。1992年，我在省委党校学习，已经卧床不起的费老，还一字一句写信给我，嘱咐生活学习诸方面注意事项。费老知道我爱收藏名砚，便将自己珍藏和使用的四方砚一一题了砚铭赠予我。最难忘在临终的病榻上，费老还用颤抖的手，写了几句话，让从郑州去看望他的人带给我。寥寥数言，纸短情长，体现了一个胸襟宽广的老人对晚辈学生的浓浓爱意。费老这封短笺，我一直作为最珍贵的藏品珍藏着。

在费老逝世五周年、十周年以及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时，我们分别在郑州、苏州、北京举办了费老遗作展和纪念活动，既是圆了费老的心愿，也是借此激励自己传承先辈遗志，永远不忘初心。

“教授该是什么样子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河南书法刚刚起步，我清醒地意识到，理论是河南书法界的短板，没有理论支撑，河南书法创作的天花板断难突破。于是谋划物色一位理论与创作兼擅的专家到河南讲学，最终选定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先生。

与王教授联系时，他正在日本筑波大学讲学，答应回国后即赴河南四地讲学，同时举办小型书法巡展。

王教授讲学的第一站选在安阳。得知艺术馆离车站并不远，他来信表示“不必过于繁琐”，不让到车站接他。刚从日本讲学回国的教授，一般人想一定是拎着皮箱、西装革履，哪想到他恁不讲究，背着个土布包袱，没一点教授样子，被我的同事当成推销毛笔的了。事后和王教授说起此事，他淡然一笑说：“教授该是什么样子？除去职业带来的光环，不都是普通人嘛！”

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陪伴王教授到了安阳、郑州、开封、洛阳四个城市，一路上紧锣密鼓，行程满满。其间偶有空暇，参观当地书法名胜，王教授总是一边听讲解员介绍，一边认真地记笔记，遇到不清楚的地方，还不厌其烦地向年轻的讲解员询问。初识王教授，对他这种“子入太庙，每事问”的风范十分敬佩，我想这就是所谓“处处留心皆学问”吧！王教授的这种治学精神是留给我的最大财富，让我一生受用不尽。此后，每逢外出参观游览，我都学着王教授的样子，心官与耳目并用，边看边问边学边思考，走到哪学到哪，再不像以前那样走马观花了。结识王教授，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名教授朝夕相处。他朴实无华、潜心学问的言谈举止，使我既感动又敬佩。

王教授1984年第二次到河南，是专门给河南中青年书法班学员讲《书谱》。白天授课，晚上批改作业，连轴转忙碌了半个月，一分报酬都没要。临行前，王教授还赋诗一首：“论字谈书恰两旬，贵能烂漫师天真。良田伯雍只生玉，名苑紫荆先得春。才媛朱丝称管氏，多君楮墨越王珣。时从双谱独思悟，坐偃卧濛为出新。”

落款是：“郑州题赠诸学员。甲子五月王学仲。”

诗中表露出，作为一个教授，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高洁襟怀和喜悦心情。

王教授胸怀坦荡，直率真诚。“墨海弄潮展”在京开幕，我们请他致祝辞。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话锋一转指出：“这些作品也还有某些生硬支离之作……”

会场先是一阵沉默，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河南书家了解王教授，知道他或批评或鼓励，皆是发自内心对河南书法的关切，而绝无丝毫的个人恩怨夹杂其间。“墨海弄潮展”结束后，王教授仍不忘来信叮嘱：“河南的全面性书法进展能有今日之成绩，我衷心高兴，对有些突出来的中青年也要予（预）告，避免骄傲自负。特别是书法家的文化积累、素养提升，应赶快提到日程上。必须鲜明强调，书法家要知识化，特别是要学习传统文化，唯此才能更上层楼。”

接到来信，我在仔细揣摩王教授的告诫之后，曾著文《让我们沉下去》，既是对自己的警示，也是对其他书家的期待和提醒，自此河南书界掀起一股学习、继承、发扬传统文化的热潮。

王教授对批评的声音十分宽容。一次，河南的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，对王教授书法提出一些批评意见。我私下想，王教授一定不高兴，遂去信解释。未料王教授回信说：“所提情况，切中我病，甚为感谢。既得你肝胆相知，助我良多，眼见河南书法之蓬兴，甚觉喜慰，我亦引河南为我之后方，诸不见外，如能见河南刊物上收有批评我的东西，这不应该看作不好之事。批评可以促进书艺之发展。人之见解不齐，不提并不见得人家无意见，更不应声明辩白。当代青年人血气方刚，批评或有过火处，亦无不宜。”

包容不同意见，解剖反省自己，如此对待批评之态度，少有人能做到。有感于此，2011年，我写了一篇《坚持健康的书法批评，为书法事业繁荣鼓与呼》的文章，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，就书法界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提出批评与反思，也算是对王教授宽容精神的弘扬吧！

王教授在河南讲学结束后，又与日本筑波大学签约讲学两年。他不懂日文，虽然授课有翻译，但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还是不少。他曾给我来信述说当时的心情：“人生萍迹难定，今年炎暑季节我们正在河南各地讲学游览，如今已身在异国为异客。较之河南之行，殊为寂寥之感也。”

然而，他并没有把一时的困难放在心上，更没有选择退却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他在给我的信中说：“抱着为祖国争光，不为个人谋利之目的，心之所系在于弘扬祖国固有之文化。”

这种时代的责任感，这种担当意识，并非谁都能有，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随着与王教授逐步深入的交往，我渐渐明白了王教授之所以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原因。

费老去世6年后，1998年重阳节，王教授在病中曾赋诗寄我：“揅甲小屯积十春，王城伴我看花人。对拈秃笔锦堂字，歘见王郎洛帖神。搜尽端坑石作砚，遍临碑版海无滨。费公仙去黾翁老，坠简流沙结古邻。”

从那以后，王教授给我写信，对我的称呼就由“同志”改为“及门”，看来老师已经认可我这个未行拜师之礼的弟子了。

“除妖将军”

我的三位老师中，沙曼翁先生是最有个性的。沙老为人敢爱敢恨，疾恶如仇。做学问搞创作，强调崇尚经典，学习经典，从经典入手，对以怪惊众、歪门邪道者一概嗤之以鼻。

1982年，河南举办篆刻学习班，66岁的沙老应邀来豫讲学。在一个月时间里，不辞辛苦，言传身教，手把手带出了河南篆刻界一代新人。如今这批学员中，有的成了西泠印社副社长，有的成为篆刻界的中坚力量。篆刻不是我的专业，当时我只是一个组织者，但在朝夕相处和频繁来往中，从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也十分丰富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从那以后，沙老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，每每在关键时刻给我敲响警钟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80年代中期，他来信写道：“书法第四期载有你的李白诗，极佳！可贺可贺。最近我想书赠作品留念，未知您喜欢立轴或对联，空时来函告知，说明要什么书体。”

随后除寄赠我一副对联外，又随寄一枚印章，上面刻着四个字：“意到便成”。我心里明白，沙老这四个字是饱含深意的。李白诗那幅作品是小字作品，虽然整体上还可以，但仔细琢磨，却有点严谨有余，空灵不足。因此，沙老提醒我，用笔应当尽量简洁洗练，“意到便成”。此事不久，看到我当时负责编辑的《书论》，发了几位书法篆刻家的作品。他对其中两位名气不小的书家作品很不以为然，写信给我，不客气地说：“李××篆书未敢赏目，狂怪至不可思议的程度。”

又批评另一位“李××篆书有错别字”。还直言不讳地告诫我：“今后编印这一类的册子请予注重。目前学书道者，每患趋邪道而舍正路，以奇为怪，以怪惊众，甚可担忧。”

短短数语，足见沙老对书法传统的热爱和守护，以及对“以怪惊众”不良倾向的深恶痛绝。

事后，沙老又刻了两方印寄给我，一方内容是“除妖将军”章，另一方内容为“得古法出新意”。我得印后感慨良多，沙老用心可谓良苦：一方“除妖将军”，尽显沙老疾恶如仇的鲜明个性；而那方“得古法出新意”，则为我辈指明了突围前行的方向和路径。我把这句话当作自己书法创作道路上的座右铭，许多年来，沙老的告诫时时在耳畔鸣响。

仿佛心有灵犀，仿佛真有心灵感应，在和沙老相识相知的日子里，每到创作的关键转折点，每遇创作瓶颈和思想迷茫，沙老总会及时地寄来一两方印章，印文无疑是经过认真斟酌的，如“清味少人知”“笔势压江涛”……每一枚印章的印文内容，都像一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开出的不二处方，那么有针对性，那么切中要害，那么手到病除！真的是使我终身受益。

我的三位老师，各有特点，各有所长，生前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指导我，关心我，帮助我，使我在书法人生中少走了许多弯路。慎终追远，每逢教师节，三位先生的种种往事总在我眼前闪烁，使我浮想联翩，夜不能寐。为此我曾写了一首诗：“费王沙老是吾师，随侍未曾多质疑。择善而从原在我，但听月旦只心仪。”

如今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，但仍在高校兼职，担当薪火相传之重任。2017年，我以恩师费新我的名字，个人出资在郑州大学书法学院设“新我奖”，意在以此激励青年学子发扬“岁月如流，不断新我”的创新精神，把三位先生敬业育人的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，真诚希望新一辈拥有独到的悟性和见地，长空振翮，让中国书法事业代有传人，在新的时代有新的作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