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州大学

《光明日报》刊登我校历史学院朱津副教授文章:中国古代帝陵的保护传统

发布时间:2022年07月31日 信息来源:光明日报

《光明日报》刊登我校历史学院朱津副教授文章:中国古代帝陵的保护传统

《光明日报》2022年7月18日14版


中国古代帝陵的保护传统

朱津

  

【读史札记】 

清代学者朱孔阳《历代陵寝备考》中记述了自传说时代以来三百余位帝王陵墓的大致方位。除了具有象征意义的“三皇五帝陵”之外,目前经过考古证实的最早陵墓是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王陵,自秦汉以降随着文献记载的丰富,陵墓的信息更加明确。帝王陵墓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,集中体现着历代王朝的政治诉求、礼仪制度、社会思想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内涵;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存续的重要象征之一,帝陵的修建、祭祀和维护是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历代帝陵的保护是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化传统。

古代王朝对先代帝陵的保护活动

汉高祖十二年,下诏祭祀秦始皇、楚隐王陈涉、魏安釐王、齐愍王、赵悼襄王等帝王,“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,楚、魏、齐各十家,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,令视其冢”(《汉书·高帝纪》),开启了对先代帝陵的保护传统。

曹魏时期,魏明帝规定“高祖、光武陵四面百步,不得使民耕牧樵采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),确立了对先代帝陵维护的主要措施。随着司马氏政权的南迁,北方少数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,同时吸纳了诸多汉晋文化传统。北魏孝文帝在恢复祭陵制度的同时,对汉、魏、晋诸陵的维护沿袭了曹魏明帝的做法,并以太牢之礼祭汉光武及明、章三帝陵。隋朝建立后,鉴于“历运推移,年世永久,丘垄残毁,樵牧相趋,茔兆堙芜,封树莫辨”的情况,规定“自古已来帝王陵墓,可给随近十户,蠲其杂役,以供守视”(《隋书·炀帝纪》)。唐武德至贞观年间,国家对上至帝喾、颛顼,下至汉高祖修庙祭祀,将祭祀对象进一步具体化。开元年间,将历代帝陵的祭祀和修缮活动作为国家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,“敕有司,所经名山大川、自古帝王陵、忠臣烈士墓,精意致祭,以酒脯时果用代牲牢”(《册府元龟·帝王部·崇祭祀》)。

宋太祖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后,建隆元年便“诏前代帝王陵寝、忠臣贤士丘垅,或樵采不禁、风雨不芘,宜以郡国置户以守,隳毁者修葺之”(《宋史·礼志》),并根据历史功绩将前代贤明帝王分为四个等级,分别配以不同的维护和祭祀规格。开宝三年再次下诏,对周文王等二十七座被盗掘之陵,“令有司备法服、常服各一袭,具棺椁重葬,所在长吏致祭”(《宋史·太祖纪》)。明代沿袭了北宋王朝的传统,洪武三年,“遣使访先代陵寝”,“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,亲制祝文遣之”,“陵寝发者掩之,坏者完之;庙敝者葺之,无庙者设坛以祭;仍令有司禁樵采,岁时祭祀,牲用太牢”(《明史·礼志》)。清代顺治八年,“定帝王陵寝祀典”,“各就地飨殿行之,或因陵寝筑坛,惟元陵望祭”(《清史稿·礼志》)。

后世的维护与拜祭活动同陵墓本体形成了多时代层累的遗存风貌。北宋初年建于孟津黄河岸边的“刘秀坟”,保存至今的还有《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庙朝碑铭》,虽经考古证实此为假光武帝陵,只是一种历史文化价值的“溢出效应”(韩国河:《文化认定与价值立场:考古学对历史文献的态度》,《光明日报》2018年6月25日14版),但证实了宋太祖诏令有司“修葺”“致祭”的史实。河南新郑后周世宗庆陵东南约500米处发现有宋代前期修建的“陵庙”基址,封土南部残留明代修建的“祭台”遗迹,前有37通明清各时期的“御制祭(祀)文”碑。清代乾隆年间,毕沅任职陕西期间对境内历代帝陵“料量四至,先定封域,安立界石”,对守陵人“资其口食”,使“古迹不就湮芜”,目前关中大地几乎所有的皇陵均可见毕沅所立之碑。

古代王朝对先代帝陵的保护动因

古代王朝对先代帝陵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动因:

避免被后世盗掘是最为直接的原因。魏文帝曹丕目睹汉末乱局,认为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国,亦无不掘之墓也。丧乱以来,汉氏诸陵无不发掘,至乃烧取玉匣金缕,骸骨并尽,是焚如之刑也,岂不重痛哉”。后来他下诏不封不树,实施薄葬,以求“安君定亲,使魂灵万载无危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》)。五代时期,温韬“为耀州节度,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,取所藏金宝”,当时舆论斥责“此劫陵贼,罪不可赦”(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列传二十五》)。王子今先生认为,虽然“守陵”“守冢”等政策的宣传意义超过实际功效,但仍能对陵墓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王朝“兴灭继绝”的政治思想。《论语·尧曰》载:“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,天下之民归心焉。”承续断绝王朝的世族,是传统民本思想和人道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历代开国君主将前代陵墓的修缮和祭祀视为稳定民心的重要举措。楚汉战争期间,刘邦将“掘始皇帝冢”列为项羽十大罪状之一,入主关中随即下诏予秦皇帝守冢二十家;曹丕代汉之初,便“校猎至原陵,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”;赵匡胤陈桥兵变后,“其封周帝为郑王,以奉周嗣”,“其周朝嵩、庆二陵及六庙,宜令有司以时差官朝拜祭飨,永为定式”(《宋史·礼志》);清代顺治朝,“礼葬明崇祯帝、后,复诏明十二陵絜禋祀,禁樵牧,给地亩,置司香官及陵户。岁时祭品,户部设之”(《清史稿·礼志》)。清朝康熙、乾隆皇帝多次赴江南,并拜祭明孝陵,致使“父老从者数万人”,被时人誉为“足超轶百代”,基本实现了“清继明统”“满汉一家”的政治诉求。

充分体现对历代贤明君主历史贡献的尊重。各王朝对先代帝陵的祭祀对象有较强的针对性,并非包含所有帝王陵墓。《礼记·祭法》云:“夫圣王之制祭祀也,法施于民则祀之,以死勤事则祀之,以劳定国则祀之,能御大灾则祀之,能捍大患则祀之。”唐代长孙无忌、许敬宗等议先代帝王祭祀之礼,“汉高祖祭法无文,但以前代迄今,多行秦、汉故事。始皇无道,所以弃之。汉祖典章,法垂于后”,“祭汉高祖于长陵,以萧何配”。宋太祖对历代帝王的祭祀分为四个规格,同样是出于对其历史功绩的考量。明太祖对祭祀对象的选择,先是“命各行省具图以进,凡七十有九”,随后“礼官考其功德昭著者……凡三十有六”。

维护自身王朝的正统性。南北朝的“正统之争”贯穿始终,南齐明帝修缮晋陵的目的便包含借此接续正统之意,“昔中京沦覆,鼎玉东迁,晋元缔构之始,简文遗咏在民,而松门夷替,埏路榛芜。虽年代殊往,抚事兴怀。晋帝诸陵,悉加修理,并增守卫”(《南齐书·明帝纪》)。另一个突出例子是清代多次对金朝帝陵的维护和祭祀。明天启年间由于战事不利,便认为“金朝之陵在房山”,“疑与清朝王气相关”,于是“罢金陵祭祀,二年拆毁山陵劚断地脉,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,为厌胜之术”。入关后,顺治皇帝认为“夫不达天命之有归,而谬委灵于风水,移灾于林木,何其诞也。金代垂祚百有余年,英王哲辟,实光史册”,于是“祭告立碑,以志不朽”(《清世祖实录》)。此后清帝多次下旨对金陵进行修缮和拜祭,显示出对金朝的尊崇和认同,其中也蕴含着借以证明其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意味。

古代帝陵保护传统的启示

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看,历代王朝对前代帝陵的保护与祭祀,不单单起到了维持政权稳定的作用,更重要的是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弘扬。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,文明的演进建立在各民族(族群)相互借鉴和认同的基础上。帝陵的建设理念虽然呈现出不断创新的趋势,但核心内涵是传承与借鉴,一方面是中原王朝所体现的“汉承秦制”“唐承隋制、斟酌汉魏”,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政权“华夏”或“中国”意识的形成,北魏孝文帝“诏迁洛之民,死葬河南,不得还北”,并亲作表率,“及迁洛阳,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”(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),丧葬礼仪均参照华夏礼仪;辽代帝陵所修明殿,“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”。历代王朝祭祀前代帝陵的活动,是对前朝作为“正统”的一种认同,同时也是中华文明“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”精神特质的一种体现。

随着古代帝制的消亡,对古代帝陵的祭祀体现出新的时代内涵。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、南北议和成功,孙中山先生于15日亲率民国政府各部部长及都尉以上将校拜祭明孝陵,表达对明太祖“河山再造、光复大义”的敬重,并告慰革命英灵,号召全国民众团结一心、共建中华。1937年,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,国共两党于清明节共祭黄帝陵,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祭文,号召建立统一战线、共同奋起抗日。从1992年开始,河南新郑黄帝故里和陕西黄帝陵每年举办的拜祖大典,是全世界炎黄子孙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。刘庆柱先生认为,祭祀黄帝是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体现,对增加民族凝聚力有积极的作用。

古代帝陵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,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,我们既要对帝陵本体实施科学的保护措施,同时也要重视古代帝陵的保护传统,并对帝陵及其文化价值进行合理利用。当大众走进历代陵园之中,除了感受古代帝陵的恢宏、欣赏神道石刻的精美,也可以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文化,如汉武帝开疆拓土、连通西域的豪迈气度;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、民族融合的殊勋茂绩;唐太宗文治武功、四海宾服的贞观盛景;宋太祖天下为怀、治世安民的遗芳余烈。在揭示帝陵面貌、解读其丰富内涵的基础上,充分阐释其历史价值,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,传播准确而具有当代社会意义的历史知识,有助于引导公众更好地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。(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教授)


媒体链接:https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22-07/18/nw.D110000gmrb_20220718_2-14.htm

分享